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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婵|陈白一工笔画的时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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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美 术
Contemporary Art
陈白一工笔画的时代转向
湖南美术馆副馆长|孙婵
摘 要:当代工笔画名家陈白一,长期致力于工笔画的艺术创新与题材开拓,努力融合人民情感、时代事件与工笔技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系统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工笔画技法,用传统绘画形式来描绘时代事件,创作了《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双亲》《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考古新发现》等优秀作品。80年代开始,陈白一的创作有了新的转向,不仅关注人民情,而且融入生活味,画面刻画了大量湘西少数民族的细节与情韵,生动展现出中华民族生命气质的独特面相。
关键词:陈白一;工笔画;新年画;湖南美术
一、时代召唤下的工笔画转向
1926年9月,陈白一生于湖南邵阳,原名陈倜。陈家是典型的书香世家,陈白一很早就开始艺术启蒙。他中学毕业后考入耒阳的省立第十一师范艺教班,后转入当时位于湘潭的湖南私立华中高级艺术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华中艺专)。华中艺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湖南地区影响最大的专业艺术学校,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周磊村、张一尊、陈国钊、雷恪、黄遐举等一大批湖南著名美术家均曾在此任教。徐悲鸿、马万里、刘海粟来此讲学,华中艺专也成为湖南诸多艺术活动的策源地。据陈白一回忆,他在华中艺专起初训练的是素描。当时陈国钊老师特别照顾陈白一,让其观摩自己画国画。这段学习经历,为陈白一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白一先任湖南省农业厅宣传组组长,后被调入湖南省美术工作室:“好像没有什么动员,是自己去的,去了睡草铺,画工地速写。”他怀着旺盛的热情,以时不我待的急迫感,记录着身边的新时代新生活。而就在此前的几年,作为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画家,陈白一非常迷茫与困惑。为什么创作?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一系列的问题都曾困扰过他。在此困惑中,《讲话》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路。传统中国画,特别是主流的水墨画,多以高山流水、深山古寺等为题材。这些内容与全新的时代生活与社会氛围格格不入。陈白一从《讲话》中获取到了最为重要的创作原则,即艺术为人民服务。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他自发、全身心地投入对祖国的描画中。
陈白一 《苗岭欢歌》(第二稿)
绢本设色 107.5cm×172.5cm 1988年
陈白一学过西洋素描,也学过国画,但艺术创作初期涉足领域驳杂,并未找到专攻方向。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出于为人民服务、描绘人民新生活的需要,他转向了工笔画。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影响。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即当时兴起的“新年画运动”。1949年11月,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签署了《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新年画重要的表现方法之一,就是采用中华民族传统工笔画法,强调艺术家“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健康的形象。在表现技法上,充分运用民间形式,力求适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新年画运动”推动了工笔画与年画的结合,对工笔画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之作用。更重要的是,其倡导的传统技法与时代题材融合的路径,让工笔画状物精细的特点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找到了契合点。陈白一在此时转向工笔画,显然是受到了“新年画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湖南也有自己独特的年画传统。湖南的滩头木版年画,色彩艳丽,线条灵动,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可以说,陈白一确立工笔画的艺术人生之路,其中既有“新年画运动”的召唤,也有湖南地方传统的濡染,是时代性与地方性交融的结果。1958年,湖南成立了滩头年画调查团,陈白一任团长,在收集、整理与保护滩头年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临摹并创作了大量年画作品。陈白一的工笔画技法,就是在学习年画的过程中逐渐成熟的。
二、崇高的家国情怀
就陈白一的艺术生涯来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可算作其创作前期。在工笔画的发展上,陈白一主张以继承传统线描为基础,以抒情为皈依,以现实为指向。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不是繁杂的细节,而是鲜明的情感表现。换句话说,就是尽量在有限的形式与技法创新中,赋予作品明确的情感内涵,围绕情感组织画面,提高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在这一阶段,他在创作中努力将人民新生活、时代大事件与民间工笔的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尤其凸显的是,他善于描画革命年代的英雄形象,呼应时代与集体的潮声,以情感饱满的瞬间营造细腻的崇高美学。
陈白一早期最为著名的作品是《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双亲》(1955)与《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1964)。前者是陈白一的处女作,1957年获首届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后者于1964年参加了全国美展,后被选送出国展览,并编入中学美术教材。在《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双亲》中,陈白一抓住的正是情感的深入描画。罗盛教的英雄事迹与国际主义情怀,中国人耳熟能详。以此为题的画作也不少,如靳之林的《罗盛教》等。陈白一参与了1955年朝鲜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亲历了获救少年探望罗盛教双亲的过程。他思考了很多场景,例如大家欢聚一堂阅读慰问信、罗妈妈为少年铺被子等,并针对每个场景画了草图。但最终选择了会面的场景,主要原因是在他看来,第一次见面是感情的最高潮。
陈白一 《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第三稿)
绢本设色 100.5cm×78cm 1984年
可以看到,情感在此主导了题材的选择。面对政治题材与宏大主题,陈白一坚持以柔软的情感去中和宏大与坚硬,避免此类创作的概念化、图解化弊病。落到具体画面构图上,少年与罗盛教的母亲被放到了画面中心。罗盛教的弟弟依偎在外国哥哥身上,罗盛教母亲的背后则是穿着朝鲜传统服饰的少年的母亲。随行人员以及与朝鲜同志热情握手的罗盛教父亲,则作为第二组人物,被放到了侧面。从画面处理可看出,中朝友谊、睦邻友好的大主题让位给了具体的母子亲情。陈白一把中国母亲与朝鲜母亲放到了画面中心,并一再强化这种跨国别的亲情,真正关注的是宏大历史幕布中的个体情感。
陈白一 《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双亲》
纸本设色 38.5cm×51cm 1974年
《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双亲》中的情感,格外清晰与明确。这部作品整体氛围是欢快喜悦的,主要人物面部笑容清晰,肢体动作舒展,简洁明快的色彩也与情感形成了呼应。同时这种喜悦情感也极具东方韵味,或者说中国气派。画中失去亲生儿子的母亲,表情较为中性,在与周围人群的微笑对比中,暗示了失去儿子的愁苦,在肢体动作中又表现了对外国“儿子”的接纳。陈白一精准把握了中国人含蓄内敛、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情感特征。
陈白一前期影响最大的作品无疑是《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相比于《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双亲》,《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的构图更为集中。在欧阳海脸上看到的不再是常见的喜怒哀乐,不再是日常情感,而是与家国奉献连在一起的更宏大的情感,一种无畏与献身革命的激情。情感表现方式上,也不再依托于人物面部与肢体语言,而延伸到了整体的构图。从马头到欧阳海的大腿,连接成了一条从左上贯穿到右下的直线。直线的末端是欧阳海踩在脚下的铁轨,铁轨继续延伸,直接刺穿画面,强烈渲染并加大了革命奉献之情的力度。
陈白一关注的情感,首先是人民情。人民在陈白一眼中是具体的、个别的,而不是符号化的。为了表现这种人民情,他不断深入生活,把握生活的细节与况味。为了画好《朝鲜少年崔莹会见罗盛教双亲》,陈白一亲自与罗盛教的家人一起生活劳动了一个多月。这种借助于具体活泼的生活而展现人民情感的艺术主张,到了80年代之后也丝毫没有改变。例如1988年创作的《小伙伴》,描画了一个男孩与3只小狗相伴的图景,其中小男孩头埋在碗里吃饭,小狗在旁边好奇地张望。画面情趣盎然,情感含蓄清新,以内敛的方式,将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展现了出来。类似作品还有《芙蓉花开》(1988)、《听壁脚》(1989)、《豆藤飘香》(1989)、《夏夜》(1989)等,均以简洁明快的线条、典雅含蓄的色彩和明丽优美的形象表现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并通过强烈的生活味、浓厚的乡土情和鲜明的现代感,获取迷人的东方审美神韵。
三、优美的生活况味
20世纪80年代之后,陈白一的艺术创作进入后期。如果说其前期创作主要契合时代潮流,以政治主题为要,彰显崇高美学的话,后期创作则日益从宏大主题转向微观议题。时代大事件逐渐退出了,对生活细节、生命活力与民间境况的关注更加细致与深入,风格也日益从集体式的崇高转向个体化的优美。
当然,陈白一艺术生涯的前后两个阶段并非截然割裂与对立。他对于生活本身的瞩目与热爱,在前一个阶段早已体现得很明显。只不过革命年代的奔腾洪流,在一定程度遮掩了他对于生活微小细节的关注。例如,早在1959年创作的新年画《迎春图》中,这种倾向已经很明显。1953年,他在湖南美工室进行创作和辅导工作期间,“以湘西为生活基地,走遍三湘四水,前后50余次去湘西,10余次在苗家过春节,全家3次上隆回县小沙江,并先后到贵州、广西、云南、新疆和黄山、衡山、华山、泰山等地深入生活”。在长期生活体验与大量手稿材料的基础上,陈白一创作了《迎春图》,展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的盛况。该创作与《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中要求艺术家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主题是吻合的。画面上200多个人物神态各异,气氛欢快地热烈庆祝新年。摆手舞、猴儿鼓、八人秋千等众多湘西特有民俗项目跃然纸上。
在这一阶段,延续《迎春图》艺术风格的几幅重要作品有1982年的《闹元宵》、1983年的《节日晨妆》《三月三》《苗岭欢歌》。与前期作品比较,娴熟的工笔技法是一以贯之的。不同的是,陈白一后期作品的形式内容融合得更为紧密。他要表达的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悲与喜,而是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独属于中国人的生命态度与情韵。这种情韵不是为了彰显多么悠久的历史、多么辉煌的过去,而是在现代此时,它可以凭借饱满的生命力,回应全球化的普遍性问题,这是民族形式的当代意义与现代性。类似于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具有一种野性的力量,这种野性是东方式的,大胆又含蓄、内敛而倔强。
陈白一 《夏夜》绢本设色 89.5cm×79.5cm 1989年
以1983年的《苗岭欢歌》(见本期封面)为例,画的是苗家青年男女正在一起荡起传统的八人秋千。画面传递的核心情感是欢乐,极大淡化了如《考古新发现》(1973)般的严肃写实风格,工笔技法主要体现在人物服饰与动植物的描画上。飘飞的裙带、空中的云朵虽然也有工笔的痕迹,却给人一种写意的感觉,形式完全服务于欢乐主题的表达。从《闹元宵》开始,陈白一特别喜欢描画湘西风俗。以此为选题,不是因为它们有更多的民族元素,尽管人物所穿的民族服饰和配饰是非常重要的视觉元素,如《办嫁妆》中妇女佩戴的银牌雕刻成猴子和莲花的纹样,以及《三月三》中的银牌梅花和万字纹图案,均兼有审美与文化价值。陈白一选择湘西民俗活动作为创作对象,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民俗活动更能展现蓬勃的生命活力。《苗岭欢歌》的主题固然是欢笑,但年轻男女飞腾在巨大的八人秋千上,其中表现的又不仅仅是欢笑,更是野性与冒险,爱情与浪漫,华美与素朴,大地的凝重色彩与云朵一般轻灵的精神。总而言之,陈白一所理解的中国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精神特质,均通过画面生动展现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自80年代开始,陈白一在工笔技法上也有极大变化。他开始逐渐形成自己新的视觉风格:画面整齐干净、线条生动有力、色彩透明绚丽、人物柔美灵动,与前期的现实主义风格形成了巨大差异。技法上的变化,绝不是闭门造车、冥思玄想而得。自50年代开始,陈白一作为湖南省美协的重要领导,亲自参与了美协的筹办工作,与同辈画家频繁交流切磋。80年代之后,他亲自带队组织湖南工笔画家,参观临摹山西永乐宫与甘肃敦煌壁画。其风格的转变实际也是与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深层交流的结果,《苗岭欢歌》就颇有敦煌壁画的神韵。1982年他又在湖南组织了工笔画学习班,学习班成果的集中展示就是1983年在中国美术馆组织的“湖南工笔画展”。画展中,有一大批的作品在主题、风格等方面受到陈白一的影响,例如郑小娟《赶歌图》、王豫湘《浣女归歌图》、朱训德《春水长流》、张雁碧《欢乐的苗家》、颜志武《赶街》等。陈白一的艺术语言探索,并没有局限于门户之间,而是产生了广泛影响力,使得湖南工笔画创作形成了一定声势,并散发出独特而悠长的湖湘韵味。
结 语
陈白一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但其所开辟的关注生活与民间的艺术道路,依旧是湖南艺术家努力的重要方向。陈白一对于中国工笔画的影响至为深远,他的作品是研究中国工笔画的现代转型的经典个案。本文作为2020年湖南美术馆主办的湖南著名美术家推介工程首展“陈白一艺术展”的延伸研究,正是希望通过多深入挖掘陈白一的工笔画创作,为构建湖南近现代美术史提供个案积累,也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添上一笔丰富的色彩。(注释从略 详参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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